染雾玄言诗代表作家
三、玄言诗的发展
建安时期已经出现了具有玄思意味的句子，但他们一般还不想超脱现实，其诗沿着“诗言志”的传统路子创作，呈现出慷慨悲凉的主体风貌，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建武以还，士民秉理，迨及建安，渐尚通侻，侻则侈陈哀乐，通则渐藻玄思，二也”④，可见有玄思意味的句子已经出现。
到了正始时期，王弼、何晏的玄学对正始文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
正始之后，玄言诗的迅速兴起。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，当时的曹魏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氏集团所控制了，所以为了适应新的统治阶级的需要，郭象的《庄子注》应运而生，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。于是，一些原本崇尚自然的名士，如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山涛、王戎等人，就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司马氏的高官。玄学和政局的这种变化，为玄言诗的迅速兴起造成了相对适宜的土壤和气候。特别是西晋元康之后，政局不稳，永嘉之乱更是吹响了西晋即将灭亡的号角，士族文人们往往没有勇气正视这种可怕的现实，只有到老庄义理里去寻找精神寄托。因此，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说:“永嘉时贵黄老，稍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”这一时期的诗人，如张华、张载、孙楚、潘尼等等，其诗多有阐释老庄、赞美隐逸的内容。这一时期诗人们只是为了标榜清高，透出的是对现实的冷漠。正是这一点，恰恰与东晋玄言诗的基本特质是相通的。
两晋之交，郭璞是在玄言诗流变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诗人。郭璞博学多才，今存诗二十余首，以《游仙诗》十四首为代表作。游仙诗从正始时期就渗入了玄学观念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游仙诗也是一种玄言诗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说：“郭景纯用隽上之才，变创其体”，意思及时说《游仙诗》的风格高隽，不同凡下。
东晋是玄言诗鼎盛时期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，恐怕与当时士人的心态有关。“偏安心态促使士人转向精神世界的`探讨，名士与名僧的交往集中在精神世界的探讨里，而他们又都是有特殊文化素养的一群，他们的生活里需要义理??谈述玄理，作为交往的一种方式，自然便受到了欢迎。玄言诗既是诗，又是义理的探讨，既符合当时的崇尚，又能表现出特殊的文化素养。”所以，玄言诗受到了普遍的重视，进而形成了一种风尚，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东晋涌现了大批的玄言诗人，其中以孙绰、许询最负盛名。孙绰十分重视把自己的情志、自己对玄理的体悟寄托于山水中，所以他的辞藻清丽。许询的诗现存较少，有的也以说理为主，相对来说要晦涩一些。
东晋中叶后，玄言诗明显地融进了佛家义理。佛教的流传与玄学的发展本来⑤
⑥⑤⑥⑦ 《中国历代文论作品选》一卷本，郭绍虞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6页 《中国历代文论作品选》一卷本，郭绍虞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6页
⑦ 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，罗宗强著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11页
就有着密切联系，在名士和高僧看来，老庄的“无为”与佛理的“清静虚寂”并无本质区别，而玄学家摆脱世俗、纵情山水的人生追求与佛教奉行的出世思想也是相通的。因此东晋玄言诗人在创作中试图让佛理与道家思想、山水题材结合起来，以表达一种隐遁静寂的人生归向。玄佛的交融，促使玄言诗向更加观照山水的方向发展，这样也就加速了以抽象思辨为主的玄言诗的消亡。所以在东晋后期，玄言诗逐渐走向衰弱。
四、玄言诗对后世的影响
1、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
玄言诗所张扬的人格理想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，魏晋士人成功调和儒道释、名教与自然、个体与社会等诸多矛盾，这一点为后世文人大多出入于儒、佛、老诸家而往往又以一家为主的人格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范例。同时,玄言文化进一步强化了先秦时就已被士人广泛接受的“道高于势”的观念,有利于历代知识分子挺起脊梁,保持人格的独立。此外,玄言诗所张扬的人生理想还是一种审美的、诗意的人生,可称作“山林者之乐”(欧阳修语)。“山林者之乐”不仅指形而上的游山玩水,它实际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境界——超越种种有限,迈入绝对自由。对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境界的向往,不独山林客为然,人皆有是心,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,这种向往和追求的力度以及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当然,在社会发展的较低级阶段,尤其在黑暗落后或物欲横流的社会状况下,这一丝心灵之光就弥足珍贵。
2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
玄言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，对诗歌境界的开拓可谓是重中之重。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：一是清虚恬淡，它是玄言诗的总体风格。徐公持先生说:“此种诗风,实前代所无??对于中国诗歌而言,此是增添了一种全新风格类别。没有玄言诗之出现,此种诗风就不会在东晋形成,至少将推迟产生。从诗歌发展史来鉴衡,这不能不说是一重要贡献??清虚恬淡诗风,从此成为一种传统,对于后世影响深远。其影响的直接对象首先就是晋宋之交陶渊明、谢灵运两位大诗人。??此后诗歌发展虽代有特色,人有特色,不可能重复再现前代前人风貌,但清虚恬淡传统在诗风中影响却始终存在。”二是雄浑苍茫。雄浑苍茫之境,源于⑧⑧《魏晋文学史》，徐公持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2页
五、玄言诗风格特点
关于玄言诗的特点，《续晋阳秋》、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、钟嵘《诗品》皆有一致的看法：玄释合流。成为东晋孙、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。玄释合流，在当时佛教徒相当普遍，如孙绰、名僧支道林、竺法深、释道安、竺法汰、支遁等等皆深于老庄之学，欲使以佛附会玄学。
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《小品》，竺法深、孙绰等皆共听。又载：“支道林、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（即后来的简文帝）斋头。支为法师，许为都讲。支通一义，四坐莫不厌心。许送一难，众人莫不抃舞。但共嗟咏二家之美，不辩其理之所在[1]。”另外，佛教徒孙绰曾作《道贤论》，以七位僧人附会“竹林七贤”。孙绰那篇自诩为“掷地作金石声”的《游天台山赋》，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，如“散以象外之说，畅以无生之篇。悟遣有之不尽，觉涉无之有间。泯色空以合迹，忽即有而得玄。释二名之同出，消一无于三幡”。亦玄亦佛，老释参用。
东晋玄言诗的特点，钟嵘《诗品序》说：“永嘉时，稍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，皆平典似道德论，建安风力尽矣。”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，缺乏形象。玄言诗人多佛教徒，但僧人玄释合流，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，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，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。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，大都借山水以抒情，试以孙绰《秋日诗》为例：“萧瑟仲秋月，飂戾风云高。山居感时变，远客兴长谣。疏林积凉风，虚岫结凝霜。湛露洒庭林，密叶辞荣条。抚菌悲先落，攀松羡后凋。垂纶在林野，交情远市朝。澹然古怀心，濠上岂伊遥。”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。“抚菌”句用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朝菌不知晦朔”语义，写悲秋之感，寓人生短促之意。“攀松”句用《论语·子罕》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语义，写自己的节操志向。“垂纶”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。末二句用《庄子·秋水》的典故，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，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。
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、文友，开始以佛理入诗，如慧远的《庐山东林杂诗》，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，抒发佛理。刘程之、王乔之、张野各有一首《奉和慧远游庐山诗》。其馀如张翼有《赠沙门竺法頵》三首、《答庾僧渊诗》，王齐之有《念佛三昧诗》四首，或咏佛理，或写佛境，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。
